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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圖書館
來源:文匯報 | 王鶴鳴  2020年10月16日07:47

今年11月30日是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百年誕辰。

王元化先生曾任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會長,學會曾掛靠於市社聯。上海圖書館新館於1996年12月20日正式對外開放後,1997年2月,學會掛靠單位和辦公地址改為上海圖書館。1997年11月,上海圖書館為加強對歷史文獻的搶救、整理和研究工作,成立歷史文獻研究所,聘任王元化先生與顧廷龍老館長為名譽所長。

1997年年底,上海圖書館將歷史文獻閲覽區域二樓的1206室闢為王元化先生工作室,自此,每週約有兩三個上午,王老會在8時半左右自衡山路住所出發,沿高安路往北步行至上圖南門,約9時進入1206室。王老到辦公室,或研究商量工作,或主持在圖書館舉辦的學會活動,或接待學術界同行,或與海內外的友好通話,或整理文稿,或書寫信函,或題寫墨寶,等等,約11時離開。王老保持這種工作習慣,直到2008年5月逝世。他人生最後十年的學術生涯是與上圖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王先生領導下的學會充分利用上圖新館的文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開展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成為當時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亮點之一。以2001年的交流活動為例:3月29日至4月2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原主任、《文心雕龍》研究專家王更生教授來上海圖書館訪問並進行交流座談;5月14日下午,接待香港文化委員會主席張信剛教授率領的代表團一行16人,並於當日在上圖舉行座談會,就“如何使香港成為國際大都市?”等問題進行交流;5月19日至23日,接待德國埃森人文科學院院長、歷史哲學家呂森教授,他在上圖貴賓室作“在歷史中的跨文化問題”的演講,並與本市部分學者進行了交流;5月27日,接待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10月30日,接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林毓生教授並座談。前來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的,都是在海內外學術文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學者,其中有些是王先生提議邀請的。本世紀初,曾有人與學會聯繫,想以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的名義開展經貿活動,承諾給予學會一定資助,遭到王先生斷然拒絕。

學會活動以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交流為重點,也兼及亞洲、美國和歐洲等地區。自1997年至2004年,共接待中國港台地區和日本、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瑞典等國學術機構的專家學者和各方文化人士150餘人次。學會也派員前往台灣、香港等地區進行學術交流。作為上海乃至全國對台工作的一個平台和載體,學會取得了海內外學術文化界的一致認可,並吸引了上海哲社界和文藝界的積極參與。

王元化先生受聘為歷史文獻研究所名譽所長後,其中一項重要貢獻是推動和指導館藏盛宣懷檔案資料的搶救、整理和研究。“盛檔”是1943年盛氏祠堂捐贈給顧廷龍任館長的合眾圖書館的一批檔案資料,計有諭旨、奏摺、呈文、誥文、告示、照會、護照、履歷、契約、章程等類別,約有18萬件。盛宣懷是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因此“盛檔”有着重要史料價值,有“近代中國私人第一檔”之稱。由於檔案數量龐大,內容複雜,識別難度高,長久以來,一直沒有系統整理。

1995年10月4日,上海圖書館與上海科技情報所合併,我擔任黨委書記。不久,顧廷龍老館長在長樂路原合眾圖書館的書庫裏,指着堆放在走道地上的97個麻袋,向我介紹:“這就是盛氏祠堂捐贈給館裏的‘盛檔’,‘文革’期間,陳旭麓、汪熙、夏東元等大學老師曾來整理過,他們只是分類選編資料專集,選編後的資料就放在這些麻袋裏,今天無法查找原件。現在新館建好了,需要組織人力將這些資料上架整理,按圖書著錄要求分類編目,便於廣大讀者使用。整理‘盛檔’是個大工程。”

1996年12月初,《新民晚報》記者拜訪王元化先生,就“盛檔”的整理聽取意見。王先生説:“晚清是個承前啓後的時代,盛宣懷在近代史上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研究整理‘盛檔’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如果現在不整理,曠日持久恐怕要散失,年代越久,整理起來就越困難,能看懂的人也越少。”“盛檔”卷帙浩繁,整理開發是一項很大的工程。王老提出,這項工作需要許多專業工作者投入,需要5年以上時間,10年之內完成已很不錯。(《承前啓後説“盛檔”》,《新民晚報》1996年12月8日)

正是在顧廷龍老館長、王元化先生等呼籲下,上圖加強了對包括“盛檔”在內的歷史文獻的搶救。1997年8月,抽調歷史文獻中心部分業務骨幹,專門成立“盛宣懷檔案整理組”,由馮金牛任組長,並聘復旦大學歷史系陳絳教授、《解放日報》高級記者丁鳳麟為顧問,按圖書館對檔案文獻整理的規範,開始了“盛檔”的整理。整理組對“盛檔”進行了一頁一頁整理編目工作,入選檔案以年代先後為序,至2005年底完成全部編目。在此基礎上,至2008年8月,“盛檔”元數據庫和全文數據庫建成,計收錄“盛檔”157564件,為“盛檔”完整地向社會開放查閲創造了條件。正如王老估計,此項工作整整花了10年時間。期間,他始終關心這項工作,也提供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包括建議爭取國家項目經費資助來推動“盛檔”出版。王老提出,如能申請到國家清史項目的立項則很好,他願意為此敲敲邊鼓。在王老鼓勵下,當年下半年,我們就積極與國家清史委溝通,申報了國家清史出版項目《盛宣懷檔案選編》,第二年獲批立項。

2006年8月,為加大“盛檔”研究力度,由上海社科院、上海圖書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三家單位聯合,成立盛宣懷檔案研究中心,任命王元化先生為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3月15日,中心在上圖掛牌成立,王老因身體原因未出席成立大會,但他為中心題寫了牌匾,並送來賀信。

2008年12月,上海圖書館與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正式簽約,承擔《盛宣懷檔案選編》編纂工作。編纂方案几經調整,歷時六年,從“盛檔”中精選編成《盛宣懷檔案選編》。可惜,王老未能看到《盛宣懷檔案選編》面世。

王元化先生對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積極指導館藏家譜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顧廷龍老館長等歷屆領導十分重視家譜文獻的蒐集工作,至新館開放時,家譜數量達1.2萬種,10萬冊,是館藏特色文獻之一,上海圖書館也是全國收藏家譜數量最多的單位。由於種種原因,家譜分散藏在南京西路老館書庫、長樂路書庫和徐家彙藏書樓,部分更是堆放在書庫角落裏,任其蟲蛀、黴變、塵封。

1997年5月,我向王元化先生彙報學會工作的同時也彙報了上圖關於搶救、整理和研究家譜文獻的計劃,準備分兩步走:第一步,將分散收藏的家譜集中去塵掃黴,整理上架著錄,開放專門的家譜閲覽室,加強家譜的採集和蒐購工作,召開研討會,編撰出版《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第二步,聯合全世界收藏中國家譜的單位,合作編撰一部反映全世界中國家譜收藏情況的《中國家譜總目》。王元化先生對這項工作大為讚賞,指出:家譜文獻中,保存了很多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其中不少資料是其他歷史典籍裏找不到的,對研究工作有着重要幫助;家譜文獻大多是孤本,要抓緊時間深入農村,做好家譜的蒐購工作,這實際上也是歷史文獻的搶救;編撰《總目》是個大工程,組織工作要非常細緻,這也是中國古籍整理的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我們按照王老的意見,加大了家譜文獻的整理力度。

1998年11月,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和上海圖書館聯合召開“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海峽兩岸80餘位專家參加會議。1999年6月,王老主動寫了一幅“收百世闕文,採千載遺韻”的條幅贈我,書法蒼勁有力,不僅是對上海圖書館搶救家譜文獻工作的鼓勵,更是畫龍點睛地指出了中國家譜整理工作的重要意義。

在王老的指導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0年5月出版了《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計220萬字,收錄了11700種家譜。自2001年開始,上海圖書館的家譜整理工作進入了第二階段,即《總目》的組織編撰。該項目2001年由我申報列為“十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就是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家譜編撰成一部聯合目錄,其難度可想而知。作為《總目》的主持單位,上海圖書館在經費上給予很大支持,如2001年即撥專款80萬元,保證了項目的順利啓動。但光靠上圖的經費顯然不夠。王老了解這一情況後,鼓勵我向上海古籍整理規劃辦公室申請經費,獲資助10萬元。王老常主動問起《總目》編撰進展,正是在他不斷關心、支持下,《總目》到2006年基本完成編撰,王老也欣然提寫了“中國家譜總目”書名。

自2007年以後,王老因患病常住醫院。他題字的《總目》封面樣稿出來後,聽説王老病危,我於2008年5月1日上午,帶了封面樣稿趕到瑞金醫院病房。他已不能言語,但神志清楚,當我把封面樣稿送到他面前時,他輕微地點了點頭,露出了笑容。我告訴王老,《總目》正式出版後,我會第一時間送給他。遺憾的是,2008年5月9日,王老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可以告慰王老的是:《總目》於200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先後榮獲“2008年度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上海市第十一屆圖書獎特等獎”、“上海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等獎項。這是與王元化先生十餘年來對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文獻開發工作的熱情鼓勵、積極指導和悉心幫助分不開的。

(作者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