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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魯迅研究前沿的啓示:名師名家學思歷程”論壇在線舉辦
來源:寄件到內地 |   2020年10月17日08:57

2020年10月10-11日,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主辦的“來自魯迅研究前沿的啓示——名師名家學思歷程”學術論壇在線舉辦。此次學術論壇分為兩場,分別由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北二外教授趙京華和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北二外教授李林榮主持。北京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黃喬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潔宇,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祕書長、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主任姜異新,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祕書長、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室主任李浩,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室副主任喬麗華,上海魯迅紀念館副研究員施曉燕等嘉賓應邀擔任主講。

來自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南開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天津師範大學、中央美術學院、寧夏大學等高校的師生近400人蔘與了此次對話討論。

深耕廣拓中的魯迅文獻學建設

黃喬生在論壇首場主題演講《從〈魯迅全集〉編纂看魯迅文獻學的建設》中,從1938年中國第一套《魯迅全集》到2005年註釋本《魯迅全集》的編纂談起,強調了著作編輯和註釋等文獻基礎工作對文學研究的重要性。1938年民族生存危機中完成的《魯迅全集》為現代文學家文集的編纂提供一個可資借鑑的範本,也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建設樹立了一座巍峨的豐碑。80多年來,隨着魯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魯迅全集》編纂事業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編年、類編等體例的全集的出現,豐富了讀者對魯迅文化遺產的認知,而對文本做詳盡註釋,更是承接傳統、因應時代要求、服務當代讀者的必要舉措。

黃喬生認為,現行的2005年註釋本《魯迅全集》在體例、收錄標準特別是註釋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必要汲取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成果,在未來幾年內對其進行全面修訂。“《魯迅全集》的編纂,離不開豐厚的文獻資料和精深的學術研究;魯迅文獻學的建構,也將有力推動魯迅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趙京華、南開大學教授劉運峯,分別就魯迅譯文和外文作品的編纂形式,以及魯迅輯校古籍和圖書校樣是否作為手稿編印等話題,與黃喬生進行對話探討。

大時代轉折中的魯迅道路再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潔宇以《從“野草”到“且介亭”》為題,回顧了她長期從事現代詩歌和魯迅研究的心得,以文本細讀為樣例,分析了魯迅的散文詩究竟要“寫什麼”和“怎麼寫”以及與此相關的“波德萊爾與魯迅”和“魯迅棄教從文”等問題。張潔宇説,之所以將“從‘野草’到‘且介亭’”確立為一個講題,主要是指魯迅在大革命時期在寫作和思想上發生了深刻轉變,包含了文體與藝術風格的轉變,以及文學觀念與思想的轉變。

她認為,“如果説《野草》是魯迅自覺地以散文詩充滿緊張矛盾和晦澀抽象的形式對應現代人複雜的經驗與心理的話,那麼,魯迅雜文則是以其複雜激烈而直接的形式對應了‘風沙撲面虎狼成羣’的歷史現實。魯迅是以‘有骨力’的雜文所特別具有的真實、熱情、嚴肅、重大的特徵,及其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實踐精神,樹立起‘“大時代’”特有的美學風範。”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徐仲佳、寧夏大學教師鄭鵬飛,在對話環節就魯迅和左翼文藝運動關係以及魯迅著述和思想中的“大時代”意味,和張潔宇進行了問答交流。

圖像、文獻和歷史敍事中的多維魯迅

姜異新講題:《多維魯迅:圖像互視 文獻對話 歷史敍事》

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姜異新以《多維魯迅:圖像互視•文獻對話•歷史敍事》為題,通過對“‘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印入《墳》了嗎”這個問題的考證,闡釋了她對圖像互視的思考:互視既是互證和互鑑,同時也是文學和歷史的相互照見。之後,她又提出了“讓文獻自己對話”的觀點。她強調這種呈現歷史的方式,在有限的講述中摒棄傳統歷史敍事的邏輯論證模式和全知全能視角,不引入編者的觀點,零註釋、零評論,讓讀者在探索中直接進入文獻的生命之流。詩性的而非唯科學性的編排,有利於使文獻成為象徵與隱喻,以一種美學情境照亮現實與歷史之間的距離。姜異新還從語言工具、現代主體意識、文學場域三個層面,闡發了她對“《狂人日記》作為現代白話小説史敍述端點”的思考。

魯迅要保存的是怎樣的中國傳統?

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員李浩在《魯迅與〈古小説鈎沉〉》的講題下,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魯迅要保存的是怎樣的中國傳統?魯迅1909年8月從日本回國後,即開始着手輯佚《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説鈎沉》,這與日本時期的魯迅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狀態。其中的原因,“一是愛國主義的,一是喜歡魏晉文章”。不過,李浩認為,魯迅的這種變化這也可能和其在日本時期建立的文化理念有關,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説,中國的現代文化建設需要“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事實上,《古小説鈎沉》的輯佚工作不僅是他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小説史》課程的機緣,也是他進行中國小説史研究的重要基礎資料。五四之後,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持有謹慎的態度,從“不讀中國書”到“拿來主義”。魯迅在《看鏡有感》和《六朝小説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答文學社問》等文章中,提到漢唐時代的文化所呈現的海納百川的自信,六朝文章的真誠。“由此,我們可以窺見魯迅對中國傳統的擇取條件以及他整理古代文獻的文化取向。相關研究的開展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發現並釐清魯迅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所作出的思考、實踐及貢獻。”天津師範大學教授鮑國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王曉霖對李浩的問題做了迴應。

魯迅藏書中的《紅樓夢》

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員喬麗華以《魯迅藏書中的〈紅樓夢〉》為主題,考察了現存魯迅藏書中跟《紅樓夢》有關的書籍,其中《紅樓夢》刊本有三種:王希廉評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二十四冊(雙清仙館本);王希廉評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三十六冊(翰苑樓藏板);王希廉等評本《增評全圖足本金玉緣》,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十六冊(求不負齋石印本)。

喬麗華講題:《魯迅藏書中的〈紅樓夢〉》

喬麗華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所藏《紅樓夢》的三個刊本均為王希廉點評本。王希廉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紅樓夢》評點家之一,根據魯迅日記,1928年他還購買了雙清仙館本。“而我們知道,1927年程乙本由亞東圖書館出版,這被認為是比程甲本更好的本子。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基本上是贊成新紅學派的,然而同時卻依舊蒐購舊紅學代表人物王希廉的點評本,這讓我們看到,在魯迅這一代人身上有更多對傳統的‘因襲’,由此我們也得以來追索魯迅這一代人閲讀古典小説的姿態。”隨着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國舊小説的閲讀方式被西方小説的閲讀方式所取代,就《紅樓夢》而言,自從新紅學崛起,清代的評點派退出歷史舞台,王希廉等人的評點本也就逐漸被淘汰和遺忘了。而魯迅藏書中《紅樓夢》評本,以及《水滸》《三國演義》《聊齋》等等其他古典小説的評點繡像本,則提示讀者歷史上曾經有過另一種閲讀小説的方式和姿態。喬麗華認為,不同於胡適等小小年紀就在洋學堂接受教育的一代,魯迅生於晚清,在私塾接受了較完整的教育,也正是在這期間“不務正業”閲讀了《西遊記》《水滸》等古典小説,而他所讀的顯然是清代流行的帶有繡像的點評本,即一邊讀小説本文的同時藉助點評和圖像來咀嚼、體會和理解。“這樣一種閲讀方式到了現代基本已經被摒棄,但在晚清是非常普遍的。從某種方面來説,評點家的文字可能比小説本身更有趣味和啓發性,加深和拓展了對小説內涵的理解,也使受四書五經桎梏的幼小心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此外,喬麗華談到,評點於魯迅雜文寫作的影響,也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命題。

魯迅在上海,居住條件怎麼樣?

上海魯迅紀念館副研究員施曉燕有關《魯迅在上海的居住》的講題妙趣橫生。她通過一幅地圖,細緻地梳理了魯迅在上海居住地的變化軌跡。從魯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後的日常生活出發,重點描述和分析了魯迅的居住狀況,考察魯迅所租住的景雲裏、拉摩斯公寓、大陸新村的生活設施及周圍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探究了非常時期上述地點對魯迅生活和工作的影響,體察了魯迅面對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中的難題諸如房屋漏水、光線昏暗、空間狹窄以及治安混亂時的心理狀況,從其搬新居驅蟲清理的親力親為、除夕與海嬰在樓頂放煙花的温馨喜悦等日常生活點滴中,一窺文學大師的人間煙火氣。

施曉燕講題:《魯迅在上海的居住》

李林榮在總結中對魯研界新生代和中生代學人的學術風采充分肯定,認為此次總時長8個小時的在線論壇把跨學科和多視角交叉的學思路向和問題意識簡約而又精到地呈現了出來。李林榮認為,新一代魯迅研究者已經通過星星點點的重要個案研究,做了起步紮實、開掘深廣的努力,日益清晰地拓展出探察論證魯迅思想、文學和文化人格與民族傳統深切緊密關聯的全新學術格局。